公元220年，汉献帝收到魏王曹丕的一道《旌表状》。这份看似平常的表彰文书，竟将一位来自豫章的隐士徐孺子，列入了国家祭祀的“二十四贤”名单。此时正值汉魏禅代的关键节点，曹丕一边筹备着政权更迭，一边悄然启动了一项国家道德工程。

徐孺子何许人也？《后汉书》记载，此人出身贫寒，躬耕读书，博通经义却屡拒征召，时人尊称“南州高士”。他既避世隐居，又重情念恩；既深明儒学，又不为章句所困。在党锢之祸席卷士林的年代，他提出“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的处世哲学，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既保全操守又不正面抗争的中间道路。

曹丕的选择颇具深意。徐孺子身上兼具儒道两家的理想特质：避世葆真契合道家理念，恭敬恩义符合儒家伦理，拒召不仕彰显士人风骨。更妙的是，他来自当时的文化边缘地区江西，将其纳入国家祀典，既彰显新政权的道德高度，又收拢了地方人心。这项看似表彰先贤的举措，实则是精心设计的文化政治工程。

百年之后，东晋文人孙绰站在南昌十字街的徐孺子墓前，写下了“束帶靈墳，奉瞻祠宇”的感慨。此时松柏苍翠，祠宇庄严，地方士人定期来此谒墓追思。曾经的国家祭祀符号，已然转化为地方文化认同的核心标志。

从曹魏到东晋，徐孺子崇拜完成了一次精彩的蜕变。国家层面通过祭祀仪式赋予合法性，地方层面则通过祠宇建设和谒墓活动注入生命力。江西地区凭借这位道德典范，在文化版图上赢得重要地位。明代学者魏禧称“江右之学，肇自徐孺子”，正是对此历史进程的确认。

徐孺子的持久魅力，在于其立身之道的辩证智慧。在名教与自然之辨盛行的魏晋时期，他“避世而不忘世”的态度完美契合了士人阶层的价值追求。通过持续祭祀这位东汉隐士，汉晋士人实际上在不断重新诠释和建构自身的精神传统。

那些苍翠松柏、庄严祠宇和缭绕香火，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道德传承机制。谒墓者“徘徊墟壠，仰盼松林”的行为，本身就是对高尚道德的体验式学习。物质性的纪念空间与仪式性的祭祀活动，使抽象的道德价值变得可感可触，这正是中华文明传承智慧的生动体现。

二千年香火不绝，烧的是中国人对高尚品格的永恒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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