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结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国之间的不正常状态。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同时,中方也明确宣布,放弃一切政府层面对日索赔。毛泽东和党中央作出这一重大决策时,是如何考量的呢?
01
周恩来接待田中角荣首相。
1972年9月25日正午时分,首都机场洋溢着欢声笑语,少先队员们手捧鲜花,载歌载舞,热烈欢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一行的莅临。我,本文口述者林丽韫,曾担任周恩来总理的日语翻译,紧随周总理的脚步。对于当时年仅39岁的我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值得终身铭记的日子。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漫长历程中,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自指导下,历经二十余年的民间不懈努力,如同细水长流,点点滴滴汇聚成河,终迎来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田中角荣先生亦曾感慨,正是民众铺就了通往邦交谈判桌的轨道,他则是沿着这条轨道迈向了中日邦交的正常化。
昔日,日本历任政治家均步美国后尘,对美国所持的对华敌视态度亦步亦趋,对美国的外交策略亦无越雷池一步之勇。因此,中日两国邦交长期未能得以恢复。尼克松与中国展开秘密外交之后,这些曾经的盟友纷纷表示:“切勿错过最后一班列车”。
1972年7月,田中角荣在选举中获胜,出任新首相,大平正芳任外相。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田中就公开宣布,“我们必须加速推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进程。”他进一步阐释道:他深谙中国政府始终坚持的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三项原则(注: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台条约系非法且无效的。)
周总理洞察先机,迅速作出积极应对。7月10日,他特地派遣中日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孙平化,率领上海芭蕾舞剧团赴东京进行友好访问演出。同时,他还指示孙平化务必努力争取与田中首相会面,亲自转达他的诚挚邀请。
日本方面的回应亦是迅速至极。7月22日,大平外相破例接待了孙平化和萧向前(注: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的首席代表)。孙平化转达了周总理的邀请,大平外相立刻承诺务必促成政府首脑访问中国。
8月15日,东京帝国饭店迎来了田中首相的莅临,他在此会见了孙平化和萧向前,对周总理的盛情邀请表示衷心的感谢。田中首相已正式决定成行,将赴华访问。随后,日本政府通过官房长官的谈话,正式对外宣布:田中首相将于9月25日至29日期间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至此,田中首相访华的计划已尘埃落定。
9月25日,周总理亲临机场,热情接待了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随后,双方围绕中日邦交正常化议题,先后展开了四次深入的会谈,并最终正式签署了联合声明。
02
田中角荣赞誉周恩来。
周总理跟毛主席一样,在革命战争年代养成的生活习惯,晚上工作,凌晨休息,中午起床。这是周总理一直以来的生活习惯,但为了田中,他要改。田中习惯早睡早起,每天5点起床,生活很规律。田中要来华,周总理事先就交代下去:“我必须调整我的生活习惯,使其与田中更为契合,因此,今后晚上十点之后便不再提供简报。”然而,实际上,这一承诺难以实现。在谈判期间,十点之后的简报仍旧送达,他阅读材料的时间常常延续至深夜。
周总理在中日建交的谈判过程中承受了极大的辛劳。由于田中首相到访之前,诸多细节尚未达成一致,因此在谈判桌上,双方不时出现激烈的交锋。其中,最为尖锐的争议莫过于台湾问题,亦即“一个中国”的原则。这一议题若无法得到妥善解决,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将无从谈起。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先,日本与中国台湾维持着所谓的“外交”联系,双方甚至签署了所谓的“和平条约”。然而,为了实现与中国的正常邦交,日本不得不与中国台湾“断交”并废除该条约。田中首相的这一举措,无疑是在政治和生命两方面承担着巨大风险。因此,他恳请中方理解其面临的实际困境,并给予适当的关照。最终,遵循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求同存异”以及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双方充分运用政治智慧,达成了一种折中的解决方案。
《中日联合声明》的开篇即明确指出:日本方面深切意识到,过去战争对中国人民所造成的严重伤害,并对此深感责任重大,表达了诚挚的反省之意。同时,日本方面再次强调,基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全面理解,他们致力于推动中日邦交的正常化,这一立场得到了我国的热烈欢迎。
《中日联合声明》的第二项内容明确指出:“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代表中国人民的政府。”至于日台合约的问题,它是在中日联合声明签署之后,由大平外相对外正式宣布予以废除,此举意味着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
周总理的外交手腕中,“以理服人”尤为关键,既坚守原则立场,又善于寻求共同点,包容差异,逐步积累共识,化解分歧。在此领域,周总理的成就堪称卓越。在此次谈判中,田中对周总理的敬仰之情表露无遗。会谈结束后,田中向日本记者描绘了周总理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身姿如杨柳轻拂微风,胸怀似巨岩击碎巨浪。”
03
毛主席决定不向日本索赔。
历经艰苦的谈判,《中日联合声明》在台湾问题及战争赔款问题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在此背景下,毛主席决定接见田中一行。
那天到毛主席那里去的时候,田中一进门就想要到洗手间去一下。毛主席就等他。当时田中就很严肃了,说紧张也可以。他见到毛主席,就是很拘谨的样子。看到这种情境,毛主席当时就表示欢迎,然后很风趣地问:“吵架结束了吗?”田中迅速回应:“已经结束了。”毛主席转向大平,幽默地补充:“那咱们就天下太平了。”众人闻言,纷纷笑出声来,气氛顿时变得轻松,随后大家才开始坐下交谈。
为维护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纽带,决定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款索求。
周总理曾明确表示:根据主席的决策,我国决定不对日本提出索赔要求。为何选择放弃索赔?实则是因为我国自身也曾深受赔款之苦,这些赔款往往是从民众的生计中抽取。在民众生活困苦的年代,如庚子赔款,我国向俄国支付了一亿三千零三十七万两白银。每个中国人都分摊了一两银子的赔款,这在实质上增加了民众的负担。从这个层面来看,战后日本也是从战争的废墟中重建,重新振兴经济。尽管到1972年中日建交时,日本经济已逐渐好转,但赔款仍需从日本民众的口袋中提取,这无疑加重了他们的税负。
周总理曾在我们内部阐述,日本对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战争赔款,实则多为物质性补偿。这些赔偿并非以最尖端的技术或产品为标准。以铁路为例,并非新铺设的线路,而是将老旧设施进行简单的刷新与修补,便算作赔偿。他人归还了那些破旧的物品作为赔偿。从这一视角出发,以劣质品冒充正品来补偿,实无太大意义。鉴于此,主席遂作出决定,拒绝接受这笔赔偿金。
9月29日,上午10点整,人民大会堂内,中日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联合声明,标志着两国邦交的恢复。翌日,周总理亲自陪同田中首相前往上海。在专机之上,周总理挥毫泼墨,为田中首相题写了“言必信,行必果”四字箴言。彼时,周总理取来一张纸张,工整地书写了这几个字,随后平静地递给了田中。其意显豁,即便中日建交已取得如此完满的成果,日本方面亦需恪守承诺,付诸实践!周总理这寥寥六个字,分量之重,不言而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