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炜在周恩来和邓颖超身边担任秘书的37年里，她深刻体会到，周恩来的家更像是一个庞大的办公室。
当赵炜的大儿子12岁时，她再次怀孕。面对生活压力，她一度打算放弃这个孩子。得知此事后，邓颖超多次委婉劝说她将孩子生下来。
即便如此，赵炜仍犹豫不决，直到热心的邓大姐急了起来，这才让赵炜最终决定留下这个孩子。
邓颖超对赵炜的孩子非常喜爱，不仅亲自为小女孩取名，还常对她说：“你的命可是我保下来的。”每当小女孩喊她奶奶时，邓颖超总是满脸笑意。
一次谈话中，邓颖超对赵炜说道：“我们也曾有过两个孩子，如果他们还活着，现在比你的孩子还大呢！”
1925年，新婚不久的邓颖超发现自己怀孕，当时她是何香凝的秘书，一心只想投入革命工作。于是，在未与周恩来商量的情况下，她偷偷买了些中成药，将孩子打掉，一个人在床上痛苦挣扎。
周恩来知道后大发雷霆，他责备道：“你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后代。这么重要的事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这是他第一次对邓颖超发这么大的火，也让她万分后悔。
后来，邓颖超又怀上一个孩子，但因胎儿过大而难产夭折。这次损伤严重，本应在医院休养，但“四一二”政变迫使她立刻离开广州前往香港，从此再也无法怀孕。
尽管感情深厚，但在赵炜看来，没有孩子的家庭总显得少了些什么。由于繁忙工作，周恩来和邓颖超不得不分开卧室。他夜以继日地工作，而她则生活规律，每晚23点前准时休息。
他们虽然共处一屋檐下，却可能一天都见不到面，只能通过字条或电话交流。字条内容通常是“恩来同志，你该休息了”或“今天工作时间太长”。
“这个家就像个大办公室，没有私密性。”这是赵炜一直以来的感受。周恩来也像其他人一样称呼妻子为“邓大姐”，而她则严肃地叫他“恩来同志”。两人最亲密的互动，仅限于偶尔一起看戏或散步。
然而，这样平淡无奇的生活，在60年代某个夏夜被彻底打破了。
一位护士发现邓颖超长时间未醒，几次呼喊都未见反应，心急如焚地大声叫道：“大姐！大姐！”恰巧周恩来听到了，立刻奔过来，对着邓颖超急切地唤道：“小超，小超啊！你怎么了？快醒醒！”
幸好，这只是一场虚惊。原来是安眠药的药效让邓颖超沉沉入睡。然而，这件事深深触动了赵炜。因为周恩来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亲昵地称呼妻子“小超”了，在紧急时刻，他那份本能的关爱和焦虑显露无遗。
尽管晚年的生活平淡如水，即便两人相伴的时间并不多，但那份浓厚的感情始终深藏在他们心底。
这一声“小超”，不仅唤起了昔日的激情岁月，也勾起了几十年来彼此扶持、相濡以沫的回忆。
1919年的五四运动，让周恩来与邓颖超相识。
当时，周恩来是觉悟社的重要负责人，而邓颖超则是骨干成员之一。他们全身心投入革命事业，为避免婚姻拖累或给后人带来麻烦，觉悟社会员们约定不恋爱、不结婚。
1920年，由于参与学生运动，周恩来被捕入狱；出狱后，又被南开大学校长开除了学籍。最终，他选择赴欧洲留学，而邓颖超则依依不舍。
在临别之际，她担心他无法适应欧洲寒冷的气候，于是赶织了一件毛衣，并在内侧绣上“给你温暖——小超”。
收到这件毛衣后，周恩来说：“小超，不要灰心，你还年轻，还有很多学习机会。我到欧洲后，一定会写信给你……”
自那以后，他们之间书信不断，从未间断。
在留学期间，两人通过书信保持联系，大多讨论新思想和政治动态，很少表达离愁别绪。
1923年春天，邓颖超收到了一张来自法国的明信片，上面画着三名金发女郎奔跑着，而背后是周恩来的字迹：“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切束缚！勇敢地奔啊奔！”
这张明信片不同寻常，让邓颖超当场愣住了。四年的相识，这是她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周恩来的情意。她回复道：“我们思想相通，心心相印，希望能共同奋斗终身，实现共产主义理想！”
1924年，周恩来从国外归国；一年后，他们结束了六年的相识和两年的恋爱生活，共同步入婚姻殿堂。
1940年11月18日，邓颖超的母亲在重庆去世。
而到了1944年的这一天，正值丈夫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之际，她独自待在延安窑洞里思绪万千，于是提笔写了一封信：“我默念纪念她（母亲），但也努力排遣我的伤感。因为伤感毫无意义，更何况刚强奋斗的妈妈并不希望她女儿如此。我应该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战士，对吗？”
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心目中，对方首先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其次才是共同生活的伴侣。
在那步步为营、险象环生的战争岁月，以及艰难卓绝的建设时期，他们通过信件传递绵长情意，给予彼此最大的支持与鼓励，同甘共苦，共赴生死。
1947年中秋将至，然而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周恩来无法与妻子团聚。那晚月色如洗，他凝望着天上的明月，思念远在他乡的夫人，于是提笔写下了一封充满深情的家书：
“九个年头过去了，我们似乎每次都是一起过中秋。这次分开，却显得比抗战初期的分别更为不同。不仅因为我们都大了十岁，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为人民服务上找到了更真实的安慰。”
1955年4月7日，为出席亚非国家“万隆会议”，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途径昆明。这看似寻常的一次外交行程背后，却隐藏着台湾特务组织策划的“1号”暗杀计划。
周恩来离京三天后，邓颖超终究无法抑制内心的不安，给丈夫写了一封信：“为了人民利益，为了人类进步崇高事业，也为了你能做更多工作，你必须善于保护自己……请你放心，我不会因此而焦虑不安……”
信中，她称呼周恩来为“最亲爱的人”，落款则是“你的知己兼好妻”。这种特殊环境下深情而坚定的话语，让人感受到无尽力量。她细致入微地叮嘱，希望丈夫能够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
尽管她因担忧三天寝食难安，但仍提醒他要为了国家和人民保护自己。面对危机时，两人展现出的泰然自若和坦然面对，让他们的人格愈加伟岸。
这封信寄出的第二天，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娅公主号飞机在飞往印尼途中爆炸，而周恩来因前往缅甸幸免于难。
随后，他立即给妻子回信：“收到你的信，非常感谢你的关心和忠告。现将信带回，以防遗失。有了这次教训，我会更加谨慎，更加努力。”
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一劫后，他首先想到的是安慰身处不安中的妻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他表现出异常冷静与自信。从字里行间虽少见儿女情长，但依旧能感受到他们赤诚相爱的温暖。这两封特殊时期的书信，如今成了珍贵历史见证。
阅读这些往返书简，我们能够体会到他们之间无微不至的挂念。当看到美景、忆起旧事、遇到困难或困惑时，他们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向对方倾诉。
文字中没有风花雪月，没有铿锵誓言，有的是对彼此生活点滴关怀，是对共同理想和信仰奋斗决心的一种默契表达。
周恩来的书信中蕴含着深情，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妻子的真挚关爱与思念；而邓颖超的信件则充满了热烈和奔放，她用滚烫的文字表达对爱人的挂念以及对理想的坚定追求。
生活中，他们彼此没有秘密，但为了事业，又不得不守护许多未曾告知对方的隐秘。
当周恩来罹患癌症后，有一次他在病房里与邓颖超交谈时，突然说道："我心中有很多话没说出来。"邓颖超也回应道："我也是，有许多话藏在心底。"
这些年来，夫妻二人互相写了无数封情书，但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却尊重对方保留太多秘密。
邓颖超和周恩来并不是同时入党的，两人入党的地点也不同。加入党组织之后，他们并未在同一地方工作，因此对于各自的党员身份是互相隐瞒的。
在他们最亲密的情书中，从未提及任何与党员工作有关的话题。直到周恩来从欧洲归国，通过组织沟通，他们才知道彼此都是共产党员。
我国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研究试验期间，周恩来要求所有工程技术人员绝对保密，即便是家人也不能透露。他没有向邓颖超提过一个字，即使她身为党的中央委员，只要这项工作不涉及她，他就坚决不让她知晓。
总理办公室保险柜的钥匙，周恩来24小时随身携带，只有出国时才会交给邓颖超。等到他回国，两人见面的第一件事就是交接钥匙。虽然邓颖超熟悉周恩来的每一位老战友，但只要信上写着"周恩来收"，她从不拆阅。
这对革命伉俪相伴一生，却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相互敬爱，即便到了生命最后一刻，也没有完全袒露心扉，将那些秘密永远埋藏在心底。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于医院，那些原本压抑的哭声顿时变成了一片哀号。邓颖超颤抖着双手轻抚他的面颊，在额头上轻吻一下，无限哀伤地哭诉："恩来，你走了……"
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是信仰和爱情让这对革命伉俪携手走过几十年。他们通过一封封书信表达最深沉的爱，为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独特而伟大的爱情。
生活中，我们常常质疑自己的恋爱和婚姻，这难道就是我们渴望长久陪伴的人吗？当事业与爱情冲突，当理想无法被伴侣理解时，我们该如何选择？
尽管他们的一生经历了看不到的冲突、争执，以及未尽之遗憾和苦楚，但在他们心中，从未有过放弃或不信任。
这份坚定，让我们看到真正伟大的爱情何以持久弥新。世人常为他们的爱情所倾倒，但又有多少人能够找到那个与你并肩奋斗、共同追求目标的人呢？
“春天悄然而至，百花争艳，西花厅的海棠再度绽放。观赏这些美丽花朵的主人早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二年了，他永远不会回来了……我与你相识于偶然，并非一见钟情，更不是盲目热恋。我们的感情在无意间萌芽，通过两地书信逐渐了解，再到有意考验中的婚姻，我们在数十年的战斗中成为了彼此的战友、伴侣，相爱如初，共同生活……我们的爱情是深沉而持久的，是永恒不变的。”
1988年的春天，当西花厅的海棠再次盛开时，邓颖超已经84岁，她写下这封无法寄出的情书。那个称她“小超”的人早已离去多年，但她从未停止过，为两人共同理想而精彩地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