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气候治理的宏大叙事中，中国无疑是那个无法被忽视的焦点。它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占据着显著位置，这本身就让其在全球气候治理的舞台上备受关注。然而，长久以来，一个核心问题始终困扰着国际社会与中国自身：中国具体的碳排放量究竟是多少？不同的国际机构给出的答案往往大相径庭。

多个国际组织对特定年份中国碳排放量的估算存在显著差异。例如，EDGAR、EIA和IEA等机构，它们各自提供的数值之间，有时能达到数亿吨的巨大差距。这种估算上的不一致，并非偶然，其深层原因在于数据核算标准、计算流程以及基础原理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加之国际上一些现有的碳排放核算方法本身就缺乏足够的透明度，这无疑给本就复杂的局面蒙上了一层迷雾。

中国曾面临的挑战是，国家层面缺乏一个公开且系统化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体系。这导致中国在碳排放数据方面长期依赖外部机构的判断。这种被动局面，不仅可能削弱国家在国际气候对话中的影响力，更在全球碳关税等日益紧迫的经济议题上，让中国在缺乏准确自主数据支撑时，处于不利地位。

他山之石，不如自铸炉鼎

本世纪初，一位名叫关大博的研究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便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一系列问题。他意识到，要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权威的碳排放数据体系。与其被动接受，不如主动出击，掌握自己的“碳账本”。

于是，关大博及其团队着手开发了一个本土化的碳排放数据库。这个数据库被命名为CEADs，即“中国排放核算与数据”，它的特点是开放、免费，并且高度透明。CEADs详细公开了其数据来源、计算流程以及所采用的排放系数，并鼓励外界对其数据进行公开验证和审查，以确保其公正性与权威性。

揭开煤炭的真面目

碳排放核算的核心参数之一是排放因子。国际通用数据库常常依赖标准化的、普遍适用的排放因子，比如IPCC的默认值。然而，直接套用这些国际默认排放系数，可能无法准确反映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拥有数量庞大的煤矿资源，超过4000个，这些煤矿的煤炭品质和构成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

关大博团队为此投入了巨大的精力，针对中国特定的煤炭和水泥生产过程进行了深入的排放因子测定。他们的研究范围广泛，涵盖了数千个煤矿样本以及数百个实地测量点，并与中国科学院展开了紧密合作。这些测量结果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中国本土的煤炭和水泥排放系数，实际上低于国际组织设定的通用默认值。通过采用这些本土化的排放因子，中国碳排放总量的估算值显著低于此前国际数据库的普遍认知。

地球的CT扫描仪

CEADs的精细化程度，已经超越了宏观的国家层面。它的数据核算已深入到地方行政区划，甚至能够追踪到具体的工业设施生产单元，例如钢铁和水泥厂的机组。在钢铁生产领域，这套系统已涵盖了全球数千家工厂，具体来说，是4800多家工厂的近两万个冶炼设备。

数据覆盖了从原材料处理到最终产品制造的完整工艺流程，从炼焦到炼铁再到炼钢，每一个环节的碳排放都被纳入监测。这种极其精细化的核算，如同给地球做了一次“CT扫描”，为企业和政府识别减排热点和潜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让减排不再是盲人摸象。

数据权杖，谁主沉浮

对碳排放数据的精确追求，其本质是为了争夺国际气候治理中的话语权。在全球气候治理框架下，数据的权威性直接关联着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尽管CEADs作为一个由发展中国家主导建立的数据库，尚未完全融入联合国官方的认证体系，但其影响力正逐步显现。

国际能源署（IEA）等部分国际组织已开始采纳CEADs提供的数据，甚至美国的碳数据分析中心（CDIAC）也曾引用过中国的本土数据，这标志着CEADs在国际上的认可度正在提升，中国在气候议题上的声音也因此变得更加有力。

赋能世界，共绘碳未来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许多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东南亚和非洲国家，普遍缺乏独立的碳排放核算能力。这些国家在碳排放数据方面，往往不得不依赖西方发达国家的评估。CEADs的成功经验，无疑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指明了一条自主掌握数据权的路。

关大博曾指出，碳排放数据的探索与精细化是一个持续且无止境的过程。CEADs致力于发展成为全球范围内最开放、最精确、且细节最丰富的数据库，其愿景是让所有数据都可供公众查询、使用和验证。最终目标是使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经济体，能够在碳排放核算领域真正掌握自主权，从而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拥有更强的声音。

笔者以为

中国自主碳核算体系CEADs的诞生与发展，不仅是对全球碳排放数据乱象的一次有力回应，更是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争取话语权的关键一步。通过精细化、本土化的数据核算，中国不仅能更准确地评估自身的减排潜力，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典范，共同推动建立一个更加公平、透明的全球碳账本，这无疑是掌握未来碳脉搏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