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风拂面，驱散了午后酷热的气息，玉米叶随风沙沙作响。夕阳洒落地平线，升腾的炊烟弥漫四周，与天际绚烂的彩云相映成趣。眼前呈现出一幅多么令人心旷神怡的自然画卷！

1937年7月7日的黄昏时分，宛平县政府秘书洪大中，目光投向城外的玉米田，心中涌起一阵深深的感慨。

若非战争的阴影笼罩，这个夏天定会在人们心中留下宁静的印记。

然而，那片虚幻的宁静很快便被彻底撕碎。

01

父亲严令，官兵于餐前与睡前必须齐声高喊：“宁为沙场魂，不为亡国囚。”

——金天愚（金振之子）

7月7日夜，卢沟桥枪声惊空。

宛平城周边，非法进行军事演练的日军部队，以一名士兵的失踪为由，强行提出入城搜查的要求，却遭到了我方的断然拒绝。面对此情，日军对我守军开火，并对宛平城发起了炮击。

曾在喜峰口一役中建立赫赫战功的金振中，此刻身为国民革命军第29军37师110旅219团3营营长，正率领所部驻防宛平城与卢沟桥。

1933年春季，日军的铁蹄在长城沿线掀起战火，制造了多起事端。面对侵略者的进攻，29军的勇士们紧握大刀，于喜峰口展开激战，以血肉之躯击溃敌人，斩杀敌军五千余众，一战成名，英勇事迹传遍四海。

“父亲日复一日地与士兵们交谈，以历代英雄的典范为教材，为他们进行生动的报告。此外，他还规定，官兵在用餐前与就寝前必须齐声高呼‘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以此激发士兵们的战斗意志。”金振之的儿子金天愚如此回忆道。

面对汹涌而至的日军队伍，金振中毫不犹豫地发布了战斗指令：“凡踏入我阵地百米范围之内者，必须以雷霆万钧的火力将其击溃，绝不容许其生还！”

在指挥部队追击逃敌的过程中，金振中不幸遭遇了连串的险境，先是左腿被手榴弹炸断，紧接着头部又遭受了子弹的猛烈射击。

“此行旨在民族，在于国家，不仅我父金振中如此践行，换作任何一位，亦将同此心，共此志。”金天愚言。

在金振中附近不远的地带，卢沟桥附近的铁路桥与回龙庙，于7月8日拂晓时分，不幸遭遇了日军的猛烈袭击。三营十连一排的排长、我党地下党员沈忠明同志，率领部队英勇奋战，拼尽全力进行抵抗。除了两名战士奉命返回报告战况外，全排官兵均壮烈殉国。

那些奋不顾身的他们，或许未曾察觉，他们正经历的这一切，标志着全民族抗战的序幕正式拉开。

此后，中日双方在卢沟桥及宛平城周边区域展开了多次激烈的交战，双方的关系陷入了一种时战时谈的反复状态。

02

绝非偶发事件。

——任之恭

对于北平的大多数市民来说，直至翌日，他们方才逐渐听闻卢沟桥上所发生的变故。

7月8日的黎明时分，北京大学的名誉教授吴大猷闻到了机关枪的轰鸣，却误以为仅仅是常规的射击训练，因而并未予以过多关注。他依旧遵循原定计划，与友人一同踏上了郊游之旅。然而，当他们返回时，发现西直门的城门半开，他们数次险些与排列整齐的军车相撞。直到后来，他才恍然大悟，原来那场事件正是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

那年的夏季，正值1937年，也是清华大学教授任之恭与其未婚妻筹备婚礼之际。

7月27日清晨，他踏出了清华园，急匆匆地赶往婚礼的所在地。然而，当他抵达西直门时，却惊讶地发现那扇宏伟的铁城门紧闭不开。于是，任之恭便巧妙地伪装成一名菜农，方才得以挤进城中。抵达的宾客寥寥无几，仅数十人。婚礼匆忙结束，街道上早已人去楼空。这对新婚夫妇无法返回新房，无奈之下只得躲进附近的一家旅馆。夜幕降临，他们耳边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炮声和机关枪的射击声。“三天后，日本人开始不定时地开启城门”，他们鼓起勇气前往清华园探查，“却发现最宝贵的物品都已消失——要么被盗，要么被毁。”

首都北平与天津相继陷落敌手。日军在两地肆虐，任意屠杀、疯狂掠夺，对当地民众进行奴役与毒害。

卢沟桥事变骤然爆发之际，郑福来尚且年幼，居住在卢沟桥周边。面对炮火的肆虐，他与母亲一同踏上了逃亡之路。随着北平的陷落，他们在外流浪，忍受着饥饿的煎熬，终究还是决定冒着风险返回家园。在归途中，他目睹了惨不忍睹的景象——尸体横陈，男女老少无所幸免，其中不少还遭受了开膛破肚的暴行，无一不是日军的刽子手所做。那些无辜的百姓啊，他们的惨死让人恨之入骨。在生前接受采访时，郑福来谈及此事时，情绪激动，拳头紧握。

“卢沟桥事变绝非偶然发生的事件。”任之恭在其著作中后来如此记载。

03

此次沉痛的教训昭示我们：唯有抗日抗争，方能求得生存之道，别无他途可循。

——《29军军训团史》

在任之恭的追忆之中，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那大约20天的时间里，城市显得格外宁静。那场事件宛如夏日里的一场短暂雷雨，雷声渐渐消散，雨滴也随之停歇。

然而，在这看似平静的表象之下，实则暗涌着波涛汹涌的巨浪。

在交涉与争执的漩涡中，秉持和平愿景的国民党政府屡次展现克制，而日军则趁机不断增援，步步进逼。直至7月25日，平津地区已陆续集结了超过6万之众的日军。

7月27日，任之恭步履蹒跚地结束了婚礼，而在这同一天，北平城外的南苑阵地，17岁的李鸿斌于黄昏时分，首次踏入了战场的门槛。

八个月之前，他尚且是一名稚气未脱的初中生。怀揣着对国家的无限忠诚，他听闻了29军大刀队的赫赫战功，毅然决然地放下笔杆，投身军旅，加入了29军的军事训练团，成为一名勇敢的学生兵。

7月28日破晓时分，日军对北平之南大门——南苑发起了猛烈攻势。

李鸿斌在生前的一次访谈中，曾如此描绘那段充满血与火的战场：“清晨6时左右，日军率先派遣了一二十架战斗机，对我方阵地进行连续的轰炸……随后，敌机转为低空扫射，由于缺乏防空设施，我方战士伤亡惨重……”

李鸿斌回忆道，对于大多数学生兵而言，这不仅是一次首次握起枪械的经历，更是他们首度踏入战场的时刻。在战壕中潜伏时，他们心中充满了恐惧。然而，随着第一声枪响的响起，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务必坚守阵地，其他的一切都已不再重要。“我们班有一位名叫赵世荣的同学，他的嘴唇四周已被鲜血染红，血肉模糊，但他依旧紧握着枪支，拼尽全力进行射击。”他如此叙述。

在战时发行的《大陆战史》中，亦以他们的视角描绘了这场激战的惨烈景象，书中记载：“赵登禹的防御固若金汤，敌军屡攻不下，难以轻易攻克”“白刃相接，战事频仍”“这无疑是一场在白昼上演的恶梦”。

在卢沟桥事变这场中日双方交战最为惨烈的阶段，南苑驻军7000名勇士中，伤亡人数超过5000。在这场生死搏斗中，与学生兵共战的29军副军长佟麟阁将军，以及29军132师师长赵登禹将军，均以英勇无畏的精神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佟麟阁英勇捐躯的前一日，他特意吩咐下属将孩子的功课从沙场带回了家中。

7月28日，南苑沦陷；次日，即7月29日，北平亦告失守。

此次惨痛的教训昭示：唯有抗日之路可行，别无他途。《29军军训团简史》中，留下了如此深刻的记载。

04

万里孤征许国心，多梦怜儿意。

——郑天挺

平津陷落，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南开大学更是遭受轰炸，化为一片废墟。为守护教育与文化之火种，吴大猷、任之恭等众多高校师生，分批次有序撤离。

曾任北京大学秘书长的郑天挺，于年初刚刚遭受了失去妻子的哀痛，肩负着抚养五个年幼子女的重任，他在逆境中毅然承担起转移师生、图书以及仪器等重任的艰巨使命。

在郑天挺的子女所撰写的《三十年风风雨雨》一文中，生动描绘了那段岁月的景象：“那是一个8月的某日，日本宪兵对北大办公室进行了搜查。校园内人迹寥寥，办公室里仅剩先生一人在应对，紧张的气氛弥漫其中。”

在敌人的威胁与迫害面前，郑天挺展现出冷静的应对策略，妥善处理了后续事宜。而当是否南下的议题浮现出来，便摆在了他的案头之上。

是选择育儿还是教育学子？在沦陷区授课，抑或迁移至南方执教？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爱情与道义的激烈碰撞中，为了实现安全的转移，郑天挺含泪将子女留在了北平，独自踏上了南下的征途。最小的孩子年仅三岁，而年长的孩子也仅13岁。这场离别，便如同数年的长梦，难以成眠。

“万里征程，孤身奋战，一心报效祖国；多年梦境，常怀慈母之心，怜爱子女。”在日记中，他反复书写：“吾儿受苦了！”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南开大学的师生，在战乱中被迫南迁，起初汇集于长沙，共同创立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随着战火日益临近，他们不得不继续迁徙，最终抵达昆明，并将学校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即便是在夏日阵雨淋漓、冬日寒风肆虐的恶劣环境中，西南联大——由三所名校合力创建的“临时大学”——依然茁壮成长，成为当时培养人才、弘扬救亡精神的典范之地。

在长达8年多的岁月里，西南联大汇聚了8000余名学子，其中涌现出2位诺贝尔奖得主、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得者、8位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英雄、170余位院士以及100余位杰出的文化学者。

05

昔日，这片土地不过是沃土与散沙交织的僵化之国，而今日，它已然蜕变为一个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崭新中国。

——朱自清

“枪口指向了外界，历经百年列强欺凌与屈辱的中华雄狮，终于怒吼起来，怎能不让人欢欣鼓舞？”1937年夏日，燕大学生赵荣声于北平西山暑期夏令营期间，听闻29军与日军交火，心情激昂不已。

7月8日，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翌日，中共中央紧急向全国发布通电：“平津告急！华北告急！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唯有全民族齐心协力，共同抗击侵略，方为我们的唯一出路！”与此同时，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高层将领向蒋介石发出电报，表达了红军战士誓死捍卫国家、抵御外侮的决心，愿为国家效力，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誓达保家卫国的最终目标。

北平团体迅速响应。

7月8日午后，北平学联及众多学生代表亲赴前线进行慰问。曾在清华大学深造的赵石，在其作品《我的清华革命岁月》中，生动描绘了那时的场景。“在东直门，一位排长带领我们登上城墙，观察防御态势。在我们代表发言结束后，排长转身对士兵们说：‘听到了吗？他们的心声即是号召我们抵抗日本侵略！’”

7月10日，北平学联及众多进步团体共同发起了捐献麻袋的活动。短短数日内，大学校园内便堆满了成山的麻袋。这些麻袋随后被运送至前线，填充沙土，构筑起一道道坚固的防御工事。

广大民众，纷纷投身于抵御侵略者的激烈斗争之中。

我们目睹了众多五六十岁的民工，他们承受不住连轴转的辛勤劳作，肢体肿胀不堪。那些被征调的驴子，日以继夜地运送物资，连喝水的空闲都没有，最终纷纷瘦弱倒地。范长江将这些所见所闻记录于《卢沟桥畔》之中，不禁感慨万分：“他们对这种艰辛的服务，竟毫无一句怨言。”

回顾往昔，这种民众的紧密团结并非偶然现象，实则乃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1935年春，日本侵略者挑起华北事变，民族危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程度。在这危急关头，田汉与聂耳两位艺术家挺身而出，挥洒笔墨，谱写出《义勇军进行曲》这一激昂旋律，“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遂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向全体同胞发出的宣言》，这份宣言即闻名遐迩的“八一宣言”，随后即公开发表。同年12月9日，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精心策划与领导下，北平的学子们发起了规模宏大的抗日示威游行。这一行动迅速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一二·九”运动。

长城蜿蜒于内外，黄河奔腾于两岸，大江南北处处回荡着抗日救亡的激昂号角，构建最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呼声逐渐深入人心。

在中国共产党的持续奋斗下，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全民族团结抗敌的新局面终于得以形成。

1937年8月，红军主力完成了改编，正式更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宣告成立。

抗日统一战线成立。

“无论党派、阶层，不论男女老幼，甚至不论身处国内抑或海外，华侨同胞亦能齐心协力投身于这场战争，这构成了我们抗战胜利不可或缺的、最根本的前提。”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张珊珍如是述说。

“众人拾柴火焰高”“各尽所能，各展所长”“父送壮儿赴战场，妻子送郎并肩行，兄弟之间竞相披战袍”“今日不贪甜滋味，倾囊相助以救国”……社会各界涌动的抗日激情与力量，如同汹涌的潮水，汇聚成一股浩瀚的抗日巨流。

1939年7月7日，朱自清在《这一天》一文中，不禁感慨万分：“昔日那片肥沃的土地，那片散落的沙粒，僵死的中国，如今已蜕变为一个充满生机、有血有肉的鲜活国度。”

06

古训有言：“众志成城”，我国四亿同胞携手构筑的坚固堡垒，任凭何种炮火也难以摧毁！

——丰子恺

自七七事变爆发以来，我国由原先的局部抗战迅速转变为全国范围内的全民族抗战，此转变不仅奠定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基础，亦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构建。

1942年7月7日，《伦敦新闻纪事报》一篇评论指出：“英国目前所经历的艰难战争，实际上源自1937年中国发生的七七事变。” “中国坚决抵制对日本的屈服，这对英美两国大有裨益。”

“我国抗战始发之早、历时之长，有效遏制并抵御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强大军力，付出了3500万同胞的惨重伤亡，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辉煌胜利。这不仅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赢得了全世界热爱和平人民的崇敬。”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臧运祜教授指出，“鉴于我国在抗战中所展现的卓越贡献，我国在战争后期以反法西斯战争四大国的身份参与了联合国的创建，并参与了战后国际新秩序的构建，为世界和平的维护作出了关键性的贡献。”

今日，漫步于佟麟阁路、赵登禹路，耳畔依稀回荡着卢沟桥上那穿越时光的枪响。那“一夜之间”的英勇抗敌，已被永远铭刻于历史的轮回之中。它不仅见证了民族抗争的崛起，更体现了一个民族在危急关头所展现的觉醒与团结——“我们这四亿同胞凝聚而成的城池，任何炮火都无法摧毁！”

这份凝聚力，早已深植于民族基因的骨髓之中，穿越时空的流转，延续至今，亦将贯穿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