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安，开国上将中的佼佼者，在军中享有崇高的声誉。自1927年投身于声名显赫的黄麻起义起，他便以其英勇无畏的气概，参与了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解放后的抗美援朝战争，指挥与参与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战役。王建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早已声名鹊起；而他的人格光辉，亦广为流传，赢得了众人的一致赞誉。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王建安堪称一位“军政兼通”的杰出指挥官。

王建安，本名王见安，于1907年11月8日诞生于湖北黄安县桃花沙河村（今称红安）。幼年时期，他饱尝艰辛，以乞讨为生，14岁时被迫为地主牧牛，屡遭欺凌。1924年10月，王建安愤而放火烧毁欺压他的地主宅邸，随后投身武汉，加入军队，并更名为王建安。鉴于对旧军队积弊的深恶痛绝，王建安于1926年返回故里，招募了60名贫苦农民，组建了一支武装力量，并迅速与中共黄安县地方组织建立了联系。翌年，王建安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投身于声名显赫的黄麻起义。此后，他历任中国工农革命鄂东军副班长、红军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等职，先后参与夜袭杨家寨、伏击杨平口、夜袭花园等战斗，以及黄安战役、商潢战役、苏家埠战役等重大战役。1932年12月，王建安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第十师第三十团政治委员，参与反三路围攻战役。次年，他升任红三十军第八十八师政治委员。在宣达战役中，王建安指挥部队成功摧毁了地堡里川军第一师的防御阵地。面对反六路围攻，师长汪烈山英勇牺牲，王建安临危受命，身兼师长与政委双重职务，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因此被红四方面军总部首长誉为“军政双全”的杰出指挥员。

1934年秋季，王建安接任红四军政治委员之职，当时军长为许世友。翌年，他参与了广昭战役与嘉陵江战役的激战。在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征途中，即便身体羸弱，王建安仍坚韧不拔，手拄木棍，沿路高声激励部队，振奋士气。为了支援红二、六军团北上，他率领部队攻克雅江县城，并成功阻截了国民党军李抱冰部长达一个月。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继续北上后，王建安带领红十二师和独立师，肩负起部队后卫的重任。

1936年秋，王建安进入红军大学（后更名抗大）学习。1938年5月，王建安从抗大毕业，任八路军津浦支队指挥，不久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副指挥。1941年8月，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黎玉任政治委员，王建安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因未配司令员，王建安全面负责军区的军事工作。此时，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形势更加严峻，日军采用了“拉网合围”的“扫荡”战法，妄图一举摧毁中共在山东的抗日领导机关。1941年11月2日拂晓，集结于沂水城、东里店、大关等据点的日伪军8000余人在飞机配合下，突然进行“拉网合围”，在对崮峪山把山东军区的部队包围。此时天已大亮，日伪军从四面八方扑了过来，情况万分危急。黎玉问王建安：“怎么办，突围还是坚守？”王建安此时头脑很冷静，他说：“现在强行突围很难成功，还是先坚守，然后再寻机突出去。”不远处传来阵阵枪声，日伪军先头部队已与山东军区的前哨交上了火。王建安立即带警卫营登上对崮峪山顶，只见山顶东面是几十米高的悬崖峭壁，西面和南面山坡平缓，可以攀登，东北面有一块小高地与山顶连接。王建安回头喊了一声警卫营营长严雨霖，指着东北面的小高地说：“赶紧在那里放一个排，作为对崮峪山头的前哨阵地，其余分队防住西面和南面，要特别注意西南！”这时，鲁中军区青年团一个连和第二军分区第一团的一个连从北面靠了过来，王建安让这两个连把守上山的必经之路。接着，王建安又令第二军分区第一团立即向山东军区机关靠拢，掩护机关伺机转移。

11月2日晨10时，日伪军凭借飞机与重型火炮的支援，从西、南、北三面同时对崮峪山发起了猛攻。午时，警卫营的弹药告罄，战士们随即以刺刀与石块与敌军展开了殊死搏斗。至下午4时，警卫营的伤亡数字急剧攀升，机关的参谋、干事以及首长的警卫人员纷纷加入战斗。王建安立于制高点，指挥部队与日伪军展开激战。夜幕降临，王建安判定时机已到，遂决定率部突围。他命人将警卫营长严雨霖从山顶召回。严雨霖此时面颊布满血迹，军装已被弹片撕裂成片片碎片。王建安疾步上前，紧握严雨霖的双手，严肃地说：“我现在将带领机关人员突围，你则需带领战士们在此处牵制敌人。我们离开后半小时，你们即刻撤离。切记，行动要迅速、灵活！”王建安郑重其事地交代完毕。“请放心，首长！”严雨霖敬了个军礼，转身奔向山顶。在警卫营的有效牵制和掩护下，黎玉与王建安带领机关人员成功突破了敌人的重围。

◆王建安

1943年3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将第一一五师与山东军区进行整合，正式组建新的山东军区。罗荣桓同志被任命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黎玉同志担任副政治委员，而王建安同志则被调任鲁中军区司令员。翌年1944年，王建安同志率领部队对汪伪第三方面军吴化文部发起讨伐，攻克据点五十余处，共歼敌七千余人。随后，王建安同志指挥部队攻克沂水县城，击毙日伪军一千余人，首次取得攻坚战的胜利，从而将鲁中、滨海两根据地紧密相连。至1945年，王建安同志继续率领部队对伪军厉文礼部、张步云部发起连续攻势，共歼敌一万二千三百余人，解放地区面积达四千二百平方公里。

1946年12月底，山东、华中野战军联合组建的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发动了鲁南战役。翌年1月2日之夜，王建安率领由第四、八、九、十师及滨海警备旅构成的右集团，与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指挥的左集团协同，对国民党军发起了突袭，鲁南战役以辉煌的胜利告终。1947年1月下旬至2月上旬，山东军区、山东野战军与华中军区、华东野战军合并，成立了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王建安被任命为鲁中军区司令员以及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在随后的莱芜战役中，王建安率领第八纵队与华野第九纵并肩作战，成功围歼了国民党第七十七师，击毙师长田君健，为人民解放军创下了一次歼灭7个师（旅）共计5.6万余敌军的辉煌战绩，并使得渤海、鲁中、胶东三块解放区得以重新连成一片。不久之后，王建安指挥三个纵队与兄弟部队合力围剿敌李仙洲部两个军，取得了解放战争以来空前的重大胜利。

1947年五月，王建安投身于声名显赫的孟良崮战役。战事于5月13日拉开序幕，王建安率领第八纵队成功击退了敌方的整编第八十三师，迅速占领了桃花山、磊石山等关键据点，进而切断了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四师与整编第八十三师之间的联系。随后，王建安巧妙指挥，攻克了万泉山，粉碎了敌军突围的企图。至15日午后13时，总攻正式启动，王建安亲临前线，指挥第八纵队发起猛攻。孟良崮及其周边山峰险峻，敌军凭借地形险要固守。第八纵队每前进一步，都要经历数轮激烈的争夺。整编第七十四师多次试图向第八纵队方向突围，却均告失败。16日清晨，陈毅亲自致电王建安，命令他迅速夺取孟良崮东南约一千米处的芦山顶。王建安随即组织一支精锐部队发起突击，战士们用刺刀硬是开辟出一条血路。至当天下午17时，整编第七十四师被彻底消灭，蒋介石痛心疾首地哀叹，称此为“最痛心、最惋惜之事”，认为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

“济南的陷落对南京政府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共军已经强大到足以攻占长江以北的任何城市”。

1949年，王建安（左侧）与陈再道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共襄盛举。

“请首长安心，我们必定能够渡过长江！”邓小平深知王建安和宋时轮的个性，于是同意了他们无需再立军令状的请求。王建安率领先头部队成功登陆长江南岸，迅速深入敌后，与兄弟部队一同围歼了国民党军队五个军，共十万余众于广德和长兴地区。同年5月，王建安率领部队攻克杭州。1949年11月，王建安被任命为第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2年，王建安担任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赴朝作战，指挥部队驻防朝鲜东线，后转战至中线。1953年夏日，王建安领导部队发起了夏季攻势，攻克诸多战略要地，粉碎了美军破坏停战谈判的阴谋。同年10月，王建安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

1954年春，王建安因长期过度操劳，不幸患上高血压，卧病在床，病情严重，不得不离开朝鲜，返回国内寻求治疗。翌年，即1955年，共和国举行了建国以来的首次授衔仪式。然而，由于当时王建安尚未获得明确职务，因此并未获得军衔。到了1956年，他被任命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并据此被评定为上将军衔。在国防部大楼，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和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亲自为王建安颁发上将军衔及三枚一级勋章。

王建安无论职位级别如何，始终坚守副职之位，勤勉尽职，毫无怨言。

“建安同志，根据当前的战局，军委决定先解放济南。为此，你将不再担任华北一兵团职务，而是返回山东，加入山东兵团。许世友同志已在那里担任司令员，你将接任副司令员一职，对此有何看法？”

王建安视察工作。

王建安深知，毛泽东担心他与许世友间的不服关系，因此特地向他请教。王建安与许世友间存在历史纠葛与误会。1937年，在延安对“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批判中，许世友等原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军官欲携带武器离开，返回四川进行游击战。王建安在出发前认为此举不当，认为违反了党的纪律，不可意气用事，遂立即向上级汇报。党中央和毛泽东果断处置了此事。虽然许世友认识到了自己的过错，却与“举报者”王建安产生争执，从此不再与其交往，彼此间结下了梁子。抗日战争爆发后，两人都转战至山东，分属胶东和鲁中地区。即便在山东军区同一场院落中开会，许世友也从未与王建安交流。传闻王建安多次试图打破这种僵局，但许世友始终未予理会。尽管如此，在齐鲁大地，他们同为山东八路军的重要将领，被誉为“山东双杰”。此番围攻济南，王建安，作为曾经的红四军政委，是否愿意屈居许世友，曾担任红四军军长的人之下，与他们愉快合作呢？

王建安回答得干脆利落：“没有异议，一切行动都将听从指挥。我与世友同志早已是老搭档，请主席放心。”毛泽东紧接着说道：“建安同志，根据军委的安排，此次委派你前来，正是为了交付你一项至关重要的城市攻坚任务——攻克济南！面对如济南这般设防坚固且兵力雄厚的大城市，对于人民解放军而言，这尚属首次。毛泽东之所以选中王建安来指挥济南战役，是因为他深知王建安指挥作战并非一味蛮干，而是擅长深思熟虑，以智取胜，在战前准备方面尤为细致、务实、全面。面对战时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王建安早已预先做好准备，制订了多套应对方案，根据敌情变化灵活调整，最终克敌制胜。更重要的是，王建安擅长攻坚克难，善于打硬仗。”

毛泽东听闻王建安的言辞，心情愉悦，便邀请他共进晚餐，边享用佳肴边深入交谈。毛泽东说道：“中央深思熟虑，鉴于山东兵团多为山东本地人，许世友在胶东部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而你，在鲁中和鲁南亦享有盛名。你们堪称山东的‘双雄’。俗语有云‘双雄难并立’，我却以为‘孤掌难鸣’，若你们二人携手共进，同心同德，战士们必会随你们赴汤蹈火！许世友尚在休养，此次战役的组织指挥，就得多劳你了。”话音刚落，毛泽东便安排王建安与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商讨解放济南的战略部署。王建安与周恩来促膝交谈，直至次日黎明。当王建安与周恩来告别时，他的手中多了一个公文包。王建安之子王东波曾言，其父生前未曾提及此公文包的由来，此后，此公文包伴随父亲度过了数十个春秋。究竟是谁所赠，是毛主席还是周副主席，成为了一个不解之谜。

“虎啸济南府，活捉王耀武。”“虎”指的是许世友和王建安。谭震林评价王建安道：“我与建安共事多年，我负责政治工作，而指挥作战则主要依赖他。他指挥作战，我们始终放心。”许世友对王建安的评价是：“我和建安个性都很鲜明，战争年代我们时常争执，甚至拍案而起、对骂，但过后从不记仇。我们带领部队生龙活虎，屡战屡胜。”

“老首长，凭借您的资历，怎能总是担当配角呢？”王建安听后，态度庄重地回应：“正如您所言，若是人人都占据高位，那么革命事业的传承又将从何而来？”叶剑英元帅也曾在深情地对王建安同志说：“自建国以来，您始终不问职位高低，任劳任怨，实属不易！”

任军委顾问，实事求是调研。

王建安常言：“若一位领导者囿于自身的知识储备与过往经验，忽视深入实地调研，不倾听下属心声，自居于高位，独断专行，日积月累，难免与实际脱节，与民众疏远，沦为无的放矢的官僚主义者。”因此，无论是在福州军区身兼副司令员之职，抑或日后成为中央军委顾问，他始终将调查研究视为重中之重。

1975年8月31日，中共中央发布命令：“在毛主席的批准下，王建安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这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首次、首批中央军委顾问的任命，包括罗瑞卿、谭政、陈士榘、陈再道以及王建安。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人的主持下，于三座门第一会议室接待了这五位军委顾问。他们强调，任命各位为军委顾问，旨在为军委提供参谋辅助，为军队的革命化与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在此之后，王建安便将深入部队进行调研作为了自己的日常工作。尽管年事已高，且长期身经百战，劳累过度导致他身患腹主动脉瘤、高血压和心脏病，医生多次告诫他避免爬山、奔跑以及过度劳累，并强调休息的重要性。然而，从粉碎“四人帮”至他1980年离世，王建安在四年的时间里，每年用于调查研究的时间不少于四五个月。除西藏和台湾之外，他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地的每一个角落。

“我近期一直在深思，我们军队是否真正具备实战能力？虽然口号喊得响亮，但实际情况如何？老王，身为指挥官，你能否洞察实情？”肩负着这一重任，王建安自福州军区起，着手对部队的训练及战斗力进行了全面调查。他深入各地，不预先通知，不听取汇报，也不需要领导陪同，亲自走访了先进、落后及一般水平的连队，以了解真实状况。

王建安对弄虚作假的行径始终深恶痛绝。某次，听闻一支部队训练成绩斐然，其他工作亦表现卓越，他决定亲自走访，搜集一手资料。抵达部队后，与战士们交谈，却发现所谓的典型经验中掺杂了许多虚假成分。例如，在训练中，部分战士练习这一科目，另一部分则练习那一科目；而在上级参观时，成绩不佳的战士甚至被禁止进入训练场。又如养猪，为应对上级检查，该部队临时从其他单位借来猪只，以达到规定的头数。凭借着这类手段，该部队各项工作看似“一马当先”。然而，上级有关部门对此却视若无睹，甚至不断宣扬该部队的经验。在王建安查明真相后，他一方面严肃批评了该部队的领导，另一方面撰写了关于这一训练典型的调查报告。

“应该是那些我曾严厉批评过的人吧。”叶剑英微笑着回应：“你的批评是正确的，我们不妨合影留念吧！”叶剑英的这一举动，无疑是对王建安坚定支持的一种表达。

王建安深入基层部队开展调研，其工作内容覆盖面极广。他不仅高度重视中央军委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关注干部队伍建设、教育培训、战备准备以及后勤保障等重大事务，更对关乎战士切身利益的“点滴小事”倾注了极大关注。在他撰写的数十份调研报告中，我们能够发现诸多反映战士实际利益的宝贵内容。“连队日常工作繁杂，检查、评比、考核层出不穷，指标不断攀升，任务繁重。时间紧迫，要求严格，采取一概而论的方式。战士们不得不加班加点，‘日以继夜，忙至深夜’。干部缺乏辩证思维，战士们疲于应对，连队文化活动因时间限制而难以开展，劳逸结合成为一大难题。”“连队缺乏理发员，战士们不会使用理发工具，导致理发工具几个月便损坏，战士们还需外出理发店理发。”“部队发放的袜子过于厚重，夏季无法穿着；裤头出汗后向上移动，行军时极为不便。”

自1976年起，王建安每年都会投入近半年的时间进行实地考察。足迹遍布除西藏以外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他深入到部队、工厂和农村，探究新情况，提出新问题，并向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提交了数十份极具价值的调查报告。1977年冬日，王建安计划前往西藏进行部队调研。面对保健医生因高原反应的坚决反对，王建安依然决意前行。秘书无奈只得直接向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汇报，罗瑞卿随即亲自致电王建安，要求他立即返回北京商讨要事，王建安这才返回京城。直至1980年王建安离世之际，身为中央军委顾问的他，仍有长达78天的时间投身于外地调研。在这期间，王建安向中央、中央军委和中纪委提交了12份详实的调查报告。这些报告既传递了喜讯，也揭露了忧虑，详实记录了现状，深入剖析了问题，提出了批评与建议，真实反映了基层群众的呼声。这些调查报告不仅生动描绘了部队的现实状况，更准确捕捉了群众的诉求，内容丰富，分析透彻，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与建议。

一身正气，两袖清风。

身为高级领导干部，王建安同志的革命气概与坦荡人格，给众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与他有过交往的同志们，无不对其卓越的作风铭记于心。王建安常言，共产党的干部理应担当起人民公仆的角色，坚守廉洁自律，而这一准则更应从党的领导干部群体中率先践行。

“共产党员理应敢于讲真话，实事求是地反映问题，岂能畏惧！不仅要将书面材料印发，我还会亲自向他说明。”对于与自己有过冲突的人，王建安从不歧视，不排挤。曾有一位副参谋长因工作与王建安发生过争执，但王建安在了解到该同志德才兼备后，主动向总政干部部提出晋升建议。

王建安夫妇。

王建安对家人的要求尤为严格。他的妻子牛玉清于1955年从军队退役，之后，她曾几次有机会重返军旅，而这样的情况在当时并不鲜见。有人便向他提议，为何不为玉清办理相关手续？然而，王建安却毅然决然地予以拒绝。在他调任军委工作后，组织上考虑到他的子女都分散在外地工作，便有意调回一两名至其身边以供照料。但王建安再次坚决表示反对。他强调，子女应当根据自己的工作地点继续努力，不可以任何理由调至大城市。直至他离世，他的子女始终坚守在外地的工作岗位。

在生活中，王建安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特殊待遇。尽管他身患高血压和心脏病，医生叮嘱他应减少猪油的摄入，但家中常客络绎不绝，标准供应的植物油往往难以满足需求。秘书通过相关部门在地方粮店购置了十斤花生油。当王建安得知此事后，他严肃地指出：“高级干部私自购买油品，虽看似小事，实则已逾越了规定界限。若高级干部纷纷效仿，党风岂不因此败坏！”直至秘书按照市场价向粮店补缴了相应的款项，这一事件才得以妥善解决。

“此行并非因公，我们不应耗费数百公里路程的油料。”

王建安家庭合影。

王建安对农村情有独钟。他曾探访警卫员李明德在河南商城的家园，也曾造访驾驶员孙德利位于山东牟平的住处，炊事员陈庆富的河南固始之家亦留下了他的足迹。在山东安丘，他曾在秘书周忠秀家中围坐在热炕头，亦曾在故乡湖北红安沙河镇重温儿时的梦想。在山东，王建安创建了革命根据地，领导部队解放鲁中、攻克济南，与山东人民共同生活了十数载，对这片土地怀有深厚的情感。一次休假途中，他路过潍坊，特意提出要拜访周忠秀的家。周忠秀失明的父亲和行动不便的母亲既惊讶又欣喜，不知如何款待这位将军。于是，他们精心准备了煎饼、自制豆腐和小米粥。全家人如迎佳节，纷纷换上新衣，将庭院打扫得整洁无瑕。王建安及其夫人牛玉清抵达周家，周忠秀的母亲在炕上铺好毯子，又从里屋抱来棉被准备垫在其身后。王建安却将毯子叠好，推开棉被，像一位老农般盘腿坐在炕上。用餐时，他主动将饭菜递给周忠秀的父亲，品尝着煎饼和小豆腐，与周忠秀的父母拉起了家常。

另有一次，王建安于湖北进行调研期间，难得空闲，特地返回故乡红安沙河一游。五十载光阴荏苒，那雄伟的青山、迂回的小径、山麓潺潺的溪流，无不唤起心中那份熟悉的温情。当接近沙河镇时，车队驶至村口一弯小溪旁停下，王建安及其随行人员便开始徒步前行。溪边围满了人群，几位满头白发的长者热切地迎上前，激动之情几乎让他们的身体颤抖不已。老人们引领着王建安穿梭于邻里之间，王建安面带微笑，不住地感慨：“这里是我诞生与成长的故土。”

一、不举行追悼会；二、不送花圈；三、不组织遗体告别仪式；四、不通知生前好友；五、不邀请领导同志护送遗体火化。一个月后，当老战友、老部下得知王建安离世的消息时，均感震惊，纷纷询问：“建安同志何时离世的？为何一点风声也没有？”大家纷纷质疑牛玉清为何未提前告知。8月4日，《解放军报》以《颂扬丧葬新风》为题，发表评论员文章，称赞中央军委顾问王建安及其家属在办理丧事时秉持简朴节约、高尚情操的精神。